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交通局原副局长吕传军，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时开枪自杀。事发后，该局竟为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，局长还大讲其成绩，组织30多辆车为其送葬。宜昌市委书记李佑才对此提出严厉批评：“这是对反腐问题的麻木！（10月16日《楚天都市报》）”
　　市委书记的痛斥听起来虽然痛快，但笔者却觉得，这仅停留在反腐认识的表层，有必要对此展开更深的剖析。
　　这使笔者想到了一件旧事：河南有一黑老大被执行死刑，刚死就有大批喽啰到他家里慰问，并搭起很大的灵堂走马灯似的吊唁，也组织了许多车辆为其送葬。公安人员闻风出击，抓住了几个黑社会的残余人员。与其相比，夷陵区交通局的有关领导和那些为吕传军送葬的人，多是受过党的多年教育培养，其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应该不会和“黑社会”在同样的层次上。但可悲的是，偏偏就是有一些官员，把吕传军的开枪自杀当做一种“好汉壮举”，纷纷加入到送葬的队伍。这类官员在反腐问题上不但麻木，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审视，他们完全是败坏个人的品德和形象，进而恶化单位和社会风气的荣辱观扭曲者。毫无疑问，这是送葬队伍里的第一种“病症”——荣辱颠倒。
　　这个送葬队伍，还让我们看到了“亚腐败”泛滥官场的黑影，这是第二种“病症”。吕传军的经济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他身为区交通局的副局长，难免会让腐败浊流污染到身边的人。这些“亚腐败”势必如同“痒痒挠”，长期存在且时不时地让某些人感到通体舒泰，缺之不可。吕传军的开枪自杀，并不能让这类揩油的“亚腐败”者头脑清醒，反而在心里为单位失去一个“志同道合”者而感惋惜。如此，面对局长为他讲生平，大讲其成绩，他们能不引起感情的“共鸣”？
　　官员送葬的第三种“病症”是前“腐”后继的“腐败同盟”，这尤其值得警惕。在反腐斗争中，常常出现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的腐败窝案。我们不敢断言夷陵区交通局也有“腐败同盟”存在，但从该局组织30多辆车为吕传军送葬的事件来看，此单位至少有这样的嫌疑。吕传军的开枪自杀，在“同盟”者眼里，显然就是一种“可歌可泣”的“壮举”。如此，在他的葬礼上才会出现刺耳的“赞歌”。吕传军的开枪自杀，可能一时使得“腐败同盟”无法从内部攻破，但官员的隆重送葬，相信也会成为当地反腐机关的“举报信”。但愿顺着官员送葬这根“藤”，我们的纪检监察部门能够摸清背后都有哪些“瓜”。